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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今年大热,究竟如何如何能够实现全面商用呢?

发布时间:2019-05-17 05:16


除了生产力,主管部门还要在生产方式上想办法。史炜表示,运营商既是一个公益性组织,又是一个经营性企业,这就要主管部门明确划分考评内容:一种叫政策性的收入和成本,一种叫经营性的收入和成本,二者分开考评,如果裹在一起,会捆住运营商的发展之手。

“可见,5G商用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它是一个技术与产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而非纯技术概念。”他以工业互联网为例,此前,工业企业的转型更多停留在政策和管理层面的变化,从未涉及物的管理,即便有,也是简单地保持机器整体运转,单凭简单的仪表,只能片面地了解机器内部的运行情况。然而,机器可以被看作有血有肉有骨骼的有机体,在引入传感器后,工厂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去感知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以及各个部件之间的运行情况,抽取这些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可以找到影响机器运作状态和效率的临界点。例如,通过电压电流的数据变化预判机器将出现效率下降、成本上升的情况,并通过智能控制系统调节相关参数使得机器运转效率最高、废品率最低。对于工厂而言,数据分析系统与智能调控系统可以让机器长期处于最佳状态。他补充说:“这在4G时代实现不了,因为网络传输和数据处理不够,稳定性差,而5G解决了带宽、延迟和容量三大问题,工业应用前景将非常广阔。”

此外,史炜还建议把在5G应用领域有潜力的大型企业和运营商捆绑起来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谁投资谁受益,谁投资谁享有股权收益或者其他投资收益。”他分析说,“一是解决5G前期投入资金短缺的问题;二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哪家企业有比较明确的应用,前期突破的试点就放在哪家企业;三是可以把投资的一部分转化为社会融资,对社会、产业、投资人定向募集,这样对推进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大有裨益,让5G投资和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进行。”

在史炜看来,我国虽是互联网大国,但是核心技术实力却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因为3G和4G所形成的各种互联网业务大都应用于消费层面。而发达国家从3G开始,网络技术主要用于工业和信息技术的融合。这一局面的产生与我国国情相关,我国工业基础落后,在3G和4G时代,工业还不具备承载3G和4G应用的能力。从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和加工业找不到一个通过通信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同时,研究机构也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个领域,国家政策也没有向这方面倾斜。在5G时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局部试点、重点突破,去拉动整体,重点解决近20年来信息技术和工业融合的问题。

那么,运营商自身能如何应对?史炜建议,把多重产业的引入放在第一位,把所有权的改变放在第二位,这样才真正能够反向利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他表示:“中国联通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引入互联网公司,这种做法实际是引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力组合,然后借此建立新型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力的优化,来实现生产关系的优化,从而实现企业所有制关系的优化。这样运营商在需要投入时,就能从多渠道实现收入的补偿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从另一角度来看,5G的发展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人才政策、税收政策、对外合作政策、法律法规等,这些配套体系的支撑也是关键。

对此,史炜解释说,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的核心是工业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而实现这“三化”的重要途径就是以大数据应用和5G智能网有效推进来实现物物相联。实现大数据与工业物联的底层技术是计算技术,支撑计算技术的是计算方法,它为工业生产和服务之间的流程提供高效的数据对接,为ICT技术带来新的应用场景,畅通了产业通路,让数据流转起来,真正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5G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很大的助益,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5G商用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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